来到希腊，好像来到人类精神神话的世界。自小听说过许多文化巨人，由幻想而鲜活，由心仪而不期然地迎面走来。亚里士多德、德谟克利特，当然，我第一个想趋前问安的是苏格拉底。来希腊不能不晤、不见这位老人家。
苏格拉底是西方文明之父，在被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时代”的那个时期，北暖温带附近出现了一大批元典性思考者，有孔子、老子、佛陀、耶稣，有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号称古希腊的“文化三贤”。苏格拉底和孔子作为东西方文化的极高，他横空出世于爱情海滨。千万不要忘记，这个文明轴心像昆仑山脉一样横亘在北暖温带的精神山脉，大致正好在古代丝绸之路的方位上。这样丝绸之路与精神轴心便组合成我们这个星球上一个硕大无比的万象、万体，向宇宙宣示着人类生命的伟岸。
苏格拉底自诩为圣神的雅典牛虻，他要刺激那个沉睡的国家及人民。他创立、宣传新神，这便是宇宙理性精神，主张有知即有往，所以无往乃是因为无知。他说：“我唯一知道的，是我无知。他使自然宇宙哲学回到人间，回到自我、心灵，发展为伦理哲学和道德结点，他说：“自己方能认识人生。”他明确地将人区分为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人生在物质境界与精神境界“两界”中演进。他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快乐的猪，一种是痛苦的人。要做痛苦的人，不做快乐的猪。”他身体力行大众教育，这甚至比孔子进了一步。他们两个都述而不作，思想言论由学生整理。孔子虽然有教无类，也只教了72个贤人和3000名弟子。而苏格拉底常常在广场上给大众演说，与平民卜论。他用启发式的提问与对话，将自己的知识、思考与智慧传达给大众，创造了“苏格拉底问答法。”他说：“每个人身上都有太阳，重要的是怎样让他发光。”“教师只是助产士，要当新思想的接生婆。”
就是这么一位先知先觉者，被当局诬为“引进新教、蛊惑青年”，因传播、坚守宇宙理性精神而获罪，竟通过法律程序被执政官会议判了死刑。他的学生们劝他逃亡，安排好了一切；他也可以请求赦免，只要他“痛改前非”，但他拒绝了。他不能放弃他的人文立场，也不能因权宜之计而言不由衷地认错。他终身维护雅典法律的权威，主张以理性法治而不是主观随意的人治来管理社会。他不因自己的逃亡而破坏法制。这位精神理想的殉葬者对学生们说：“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究竟谁过得更幸福，神知道！”
苏格拉底这样壮烈地为精神主张而死，总让我想到我上人民大学时期高我一级的两位学姐，一个叫张志新，一个叫林昭，她们为自己的主张而献身，巾帼远胜须眉，陕籍著名诗人雷抒雁在他那轰动一时的写张志新的长诗中写道：她们让既有的男子汉惭愧，当然更让我这位虚有一身臭皮囊的小学弟无地自容！她们真是苏格拉底的好学生！
但对于千年封建专制的中国来说，也许更有文化比照意义的是“史圣”司马迁之死。他为李陵辩护，也是为历史真实辩护，而遭到汉武帝暴虐的对待。他没有慷慨赴死，而选择了屈辱地活下来。他忍受着被皇权阉割的精神痛苦，无脸见人，浑身冒汗，埋头隐居写《史记》，完成自己“史官家族交给自己的责任”。他以对历史负责的神圣感，战胜了个人的荣辱。个人生命虽被阉割，史笔史魂依然坚挺而光辉四射。这是在东方独裁体制下独有的生存方式和生命光彩。
西方的苏格拉底为自己的文化责任而死，为自己崇高的法典而死，东方的司马迁为自己的责任而活；一个挑战王权而屈从法典，一个屈从皇权而坚守历史；一个为法之魂，一个为史之魂，走向永生。（肖云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