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6项工程是50年代苏联援助中国项目的数目，也成为这批工程项目的简称，中国因此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世界上第三个完善的独立自主工业体系（美国，苏联，中国）。
156项工程来历是是在1949年底毛主席首次率团访苏期间，要求苏联对华的政治经济援助的产物。毛主席当时要求苏联援助，到1959年，使我国的钢铁、煤炭、电力、石油等主要重工业产品，大约等于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的水平，即钢的产量超过500 万吨，煤达到1 亿吨，电力在200 亿度以上，石油在250 万吨左右，超过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１９３７年的水平。
毛主席为什么向苏联寻求援助。
1949年3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已经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1949年 9月，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又指出：“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
毛主席在莫斯科同斯大林就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以及有关两国利益的若干问题进行初步会商后，周恩来于1950年1月20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进行具体的谈判。通过会谈，双方除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外，还签订了《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这个协定规定：苏联以年利1%的优惠条件，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用于援助中国大型工程项目。
1950年苏联就开始用这笔贷款向中国提供第一批大型工程项目50个，这50个项目就是156项工程中的第一批。这些项目主要包括10个煤矿、11座电站、3个钢铁企业、3个非金属企业、5个化工企业、7个机械企业、7个国防企业和1个造纸企业。
到了1952年，进过三年苦战，我国的工农业生产达到并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但必须看到，解放前的水平是极为低下的。恢复时期刚结束时的我国国民经济仍然十分薄弱和落后的。许多重要工业产品的人均产量，不仅远远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也落后于1950年的印度。如人均钢产量，中国为2.37公斤，印度为4公斤，美国为538.3公斤，日本为 81.7公斤，苏联为164.1公斤；如人均发电量，中国为2.76度，印度为10.9度，美国为2949度，日本为604.1度，苏联为553.5度。这时，我国许多工业部门还未建立起来，农业生产手段也很原始，还没有现代化的国防工业，国民经济整体水平仍然很低。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毛泽东指出：“牛皮不要吹得太大，尾巴不要翘起来。”
世界工业史上前所未有的技术转让
于是就有了156项工程第二批项目。
1952年8月17日，周恩来带“一五”计划的设想和轮廓草案到莫斯科寻求支持（包括《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及八个附表、《中国国防军五年建设计划概要》等资料），斯大林表示愿意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在资源勘探、企业设计、设备供应、提供技术资料、派遣专家和提供贷款等方面给中国以帮助。关于军事装备和军事工业，他强调中国应自己生产飞机、坦克、雷达等武器，他建议最好是中国派人到苏联学习，培养自己的干部、工程师及技术工人。
1953年5月15日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和议定书，苏联承诺援助中国新建和改建一大批规模巨大的工程项目，即1953－－1959年内，援助我国建设与改建91个企业。
为了保证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互相配合及海军建设的需要，并根据苏联派来的5个综合专家组对发展各部门工业远景计划的研究，一年后，我国政府认为还须请苏联政府增加设计和帮助建设某些必要的企业。因此，1954年10月，在赫鲁晓夫率苏联政府代表团到中国访问、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周年庆典期间，中苏两国政府代表团就旅顺口问题、中苏科学技术合作问题以及苏联政府帮助中国新建和扩建企业等问题举行了会谈，双方共签署了10项文件。10项文件之一就是《中苏关于苏联政府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新建十五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一百四十一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的议定书》。
156项工程第三批项目是1954年10月赫鲁晓夫率苏联政府代表团到中国访问，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庆典期间，双方共签署了10项文件。10项文件之一就是《中苏关于苏联政府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新建十五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一百四十一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的议定书》。
通过上述三次协议的签订，苏联援助我国的工业建设项目总共达到156项，通称“156项工程”。
此后，1955年3月，双方签署了新的规定，包括军事工程、造船工业和原材料工业等建设项目共计16项。1955年又通过口头协议增加2项。前后共确定174项。
这些项目的构成是：军事工业企业44个；冶金工业企业20个（其中包括钢铁工业7个、有色金属工业11个）；化学工业企业7个；机械加工企业24个；能源工业企业52个（其中煤炭工业和电力工业各25个、石油工业2个）；轻工业和医药工业3个。
世界上第三个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
156个项目及其配套项目的建设，使中国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框架，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其中辽宁抚顺的西露天矿、阜新海州露天矿、黑龙江鹤岗东山、兴安台两个立井，鞍山钢铁公司的3座高炉、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包头钢铁公司和武汉钢铁公司的技术水平在当时都是一流的。而吉化公司所属的肥料厂、电石厂、染料厂以及太原的化工厂、氮肥厂，华北制药厂的先后投产，使我国开始有能力自行制造过去依赖进口的高级染料、航空油漆、塑料、抗菌素、飞机轮胎以及特种橡胶制品等化工产品。
156项工程使中国有了飞机制造、汽车制造，重型和精密机械制造，发电设备制造业，以及高级合金钢和有色金属冶炼等产业，工业生产技术水平一举由手工跨越近50年代水平。1956年，中国生产出第一辆载重汽车，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第一座机床，第一个电子管、磁控管、雷达和指挥仪。重炮、高炮、航空炮、中型坦克、炮弹及引信、炸药、发射药、光学仪器、防毒面具、喷气歼击机、轻轰炸机、教练机、涡喷发动机、潜艇、驱除舰等都陆续实现制造。
156项工程使我国当时钢材的自给率已达86%，机械设备的自给率达60%以上。“一五”时期的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1。9%，其中工业18%、农业4。5%、轻工业12。9%、重工业25。4%。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43。1%提高到56。7%，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45%。到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我国钢产量由世界第26位升至第7位、煤油从第9位升至第3位、发电量由第25位升至第11位。
为了完成156项工程项目，国家财政总收入的19。1％，集中使用于重点工程建设，将70％－－90％的钢材、水泥、木材等重要的物资优先供应重点工程建设，投资中，制造生产资料工业的投资占88。8％，制造消费资料工业的投资占11。2％。5年内新增加的工业固定资产价值达197亿元，为1949年以前全中国原有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154％。
中苏友好的历史见证
156援建，苏联政府和人民不仅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和设备，而且从勘察地质、选择厂址、搜集设计基础资料、施工设计、指导建筑安装、开工运转、供应新产品技术资料等方面都给予了中国全面系统的援助。有3000多名苏联顾问和专家还直接参与了工程建设工作。周恩来在1959年10月2日的文章里说，在十年里苏联先后派遣了经济、文教专家10800多人来华工作）。陈云说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一百五十六项，那确实是援助，表现了苏联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对我们的情谊。”
当援助“156项工程”建设的第一批苏联专家来华时，斯大林曾指示，苏联专家的任务就是把所有的知识和技能告诉中国人，直到他们学会为止
实际上毛主席要156项工程时，斯大林最初是犹豫的：“这对苏联的压力并不轻。因为苏联目前也正面临着卫国战争之后大规模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他举例说，比如，为了保证中国年产1300万吨钢，仅冶金工业一项就得在中国援建3－－4个苏联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冶金联合企业那样规模的工厂。”
但是毛主席做到了，而且中国得到了当时苏联自己的多数工厂都没有配备的先进设备，并且使苏联部长会议于1954年11月25日通过了《关于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业企业、向中国派苏联专家和关于另外接受中国工人来苏联企业学习的决议》，要求苏联一些工业部必须完成中国企业的设计工作，在企业建设、安装、调试和投入生产中提供设备、电缆制品和技术援助。苏方机构和人员手把手的教我们地质勘测、厂址选择，搜集基础资料，确定企业的设计任务书，进行各个阶段的设计，指导建筑施工、设备安装和调试，提供产品设计和技术资料，培养技术管理骨干，使我们得科研、设计、生产工艺和设备制造等方面的能力随着设备和技术的引进、消化而逐步得到提高。苏联也提供了各种工厂设计图纸、产品设计图纸、工艺设计和其他技术资料（据1957年的中方统计，当时中方已经得到了3646种技术资料。据统计，1952—1957年，中国生产的51000台金属切削机床中，有43500台是按照从苏联得到的工艺资料生产出来的），这样苏联的工业技术就大规模地转移到了中国。
按照俄罗斯外交政策档案馆保存的资料统计，苏联援华企事业建设项目的出口总值为9409亿卢布，其中设备出口的资金额总计达8394亿卢布，技术援助的出口值为1015亿卢布，这些大约占苏联年国民收入的7。7%。
所以，《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１９４９－１９６５）》这样评论这一伟大的援助工程：“苏联技术援助和资本货物的重要性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为过。它转让设计能力的成果被描述成技术转让史上前所未有的。此外，中国看来已接受了苏联国内最先进的技术，在有些情况下，转让的技术是世界上最佳的。”
至此，我们不得叹服一句话 “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和胸怀是一个国家的幸福或灾”。156项工程，是毛主席那一代领导人留给后人的财富，使90年代后中国才有可能大规模工业化，而且改革开放后的技术，人才，工人的主要骨干都来源于它。（希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