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下，区域发展更多体现在城市群的竞争，城市群的竞争力更多取决于核心城市、首位城市的竞争力。陕西当前最突出的矛盾，就是西安城市规模不足、城市首位度较低，以至于关中城市群在全国城市群的竞争力不足。对于陕西而言，建设“大西安”，进一步提高西安城市首位度是提升陕西竞争力的关键，是贯彻落实“一带一路”战略的迫切需求，是陕西推动新型城镇化、实现追赶超越发展的重要抓手。
一、厘清一些认识误区
城市首位度是城市经济地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1939年美国学者杰斐逊(Jef ferson，1939)提出“首位城市”的概念，指出首位分布的城市就是一个国家(或区域)排在第一位的城市要比这个国家(或区域)第二位城市要大得异乎寻常。马歇尔对杰斐逊提出的“大的异乎寻常”这种提法进行了具体量化，认为“大的异乎寻常”比较合理的指数是2，只有首位度指数在2以上的城市才能称为首位城市。
第一个认识误区：较低城市首位度有利于区域经济增长
导致人们产生这种错误认识的典型案例是江苏、浙江等省份。但实际上，中国与国外之间、中西部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发展模式、阶段、水平差异，不能因为一些发达地区的现状就刻板地认为，较低的城市首位度是这些地区有赖于成为发达地区的前提。
真实的逻辑是：在江浙地区，是它们在特定历史阶段（改革开放红利、遍地开花的出口加工工业，等等）的经济普遍增长，导致了较低的城市首位度；而非较低的城市首位度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普遍增长。“较低的城市首位度有利于区域经济增长”这种认识观念，无异于倒果为因。
第二个认识误区：区域均衡发展需要较低的城市首位度这种观念认为，首位度数值过高，表明该首位城市集中了该省的大部分人口和经济发展要素，其他次一级城市缺乏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也就无法带动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最后反过来拖全省的后腿，不利于全省经济的持续发展。这种观念并不新鲜，屡屡见诸于一些报刊甚至学术论文（2015年西安石油大学几位教授的论文《陕西省城市首位度的发展变化研究》就持此论）。
这种错误观念产生的根源，是对区域发展孤立、封闭看待。它忽视了城市和区域之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关系。在现实中，一个地区的发展并不能仅仅依靠本省资源，每个城市都在逐步参与到全国甚至全球产业链竞争中，资源、资本、人口等要素是流动的而不是封闭的，如果首位城市不能“集中”相关发展要素，这些要素未必能被周边地区一一得到。
而且，在本质上，“均衡”从来都不是区域发展的根本目标。就好比贫穷从来都不是社会主义，区域发展正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均衡”的实现，是要在发展中得到、在发展中解决。
第三个认识误区：西安的城市首位度较高甚至过高
将西安与杭州、南京、济南这样的城市比较，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然而，这种结论往往还伴随着另一个认识逻辑：经济愈发展，城市首位度越低。这样一来，西安不应该提高城市首位度，甚至于需要降低城市首位度，就成为顺理成章的进行推论。
实际上，这些认识以及因此而来的推论，并不具备起码的逻辑。首先，西安城市首位度高低与否，合理的比较研究对象应该是成都、武汉等中西部中心城市，而非沿海发达地区城市群中的省会城市；其次，在中国复杂的省情和发展水平差异之下，地区经济发展与城市首位度之间从来都不存在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
二、分析
城市首位度是区域内最大与第二大城市规模的比值。它反映了首位城市在所属区域的集聚力、辐射力、影响力、带动力，以及区域主导性和资源的集中度。在国外的大量研究中，在国内的大量研究和报道中，都以GDP作为基本指标来计算城市首位度。
最高点，但最高也没有超过3。而在此后，西安的城市首位度一路下行，甚至曾长时间低于2。按照杰斐逊提出的标准，只有首位度指数在2以上的城市才能称其为首位城市。
西安的城市首位度在20 02—20 0 5年间到达近15年中，西安首位度最高的时期，也只是处于“中等首位城市”状态，而在2005年之后，西安的首位度一路下行，甚至多年无法被称之为陕西省的首位城市（直到2015年榆林因能源经济的衰退，西安的城市首位度才勉强超过2。也就是说，在2015年西安成为首位城市不是西安经济增长的结果，而是榆林能源经济滑坡的结果）。
实际数字与人们的普遍认知（西安的首位度较高甚至过高）大相径庭。数据显示，西安不仅不存在城市首位度过高的现象，恰恰相反，西安的现实问题是城市首位度过低，甚至不能成为首位城市、不能发挥首位城市作用。
三、同类城市比较研究
我们选择与西安城市地位相近、区域发展水平相近的成都、武汉、长沙3个城市来做比较。
成都、武汉、长沙的城市首位度都显著高于西安，尤其是成都的首位度高达6.4，说明成都GDP是省内第二大城市绵阳的6.4倍，武汉则是宜昌的3.2倍，长沙是岳阳的2.95倍。
2015年，四川大学长江区域发展战略研究所和成都市社会科学院联合课题组的一份报告提到：2012年四川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继续提升首位城市，成都作为“首位城市”，发挥带头带动引领示范辐射作用，在经济发展面临下行压力之际承担起稳定器和火车头的核心增长极责任。
这份报告说：“成都仍处于首位度提升阶段，集中了全省17.6%的人口和1/3以上的经济总量，处于绝对领先地位；随着城市核心竞争力的不断加强，区域一体化进一步推进，内陆开放水平的大幅度提升，成都首位城市的地位不可改变；天府新区建设加快，再造一个产业成都，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推进，也将提升和强化成都在西部的枢纽地位和支撑作用，促使城市首位度在较长一段时期持续居高。”
在经济新常态下，在愈来愈激烈的城市和地区竞争格局中，成都的认识、做法和经验，值得我们深思。
四、比较分析
西安的城市首位度长期低于成都、武汉、长沙等城市，其背后的直接原因是西安的经济总量太过于低。
在新一轮的城市竞争中，西安的经济体量已经与其他中西部城市拉开较大差距。
新常态下，城市增长将告别普遍增长态势，并将因竞争加剧而产生增长分化，经济体量超过一定规模的一线城市会体现出更强的竞争力。也就是说，各种资源、人员、资金等要素越是聚集，也就越容易产生更强的聚集能力。
数据显示：2 0 0 0 年，西安、武汉和成都的GDP数值分别为6 46.13亿元、120 6. 84亿元以及1156.79亿元；
2010年，这三座城市的GDP分别为3241. 69亿元、5565.93亿元和5551.33亿元。
这十年中，西安、武汉和成都的GD P分别增长了5.02倍、4.61倍和4.80倍。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普遍增长时期”，西安虽然经济体量小，但整体经济增速并不低于经济体量更大的武汉和成都，甚至快于这两座城市。
2 0 1 5 年，西安、武汉、成都的G D P 分别为5810.03亿元、109 0 5. 6亿元和10801. 2亿元。从2010年到2015年，其GDP分别增长1.79倍，1.96倍和1.95倍。
在经济增长普遍放缓的新常态下，西安和武汉、成都的增速出现了倒转：过去快于武汉、成都，而近5年，西安经济增速已经明显地慢于这两座城市。
在中西部地区，一线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将在新常态下被进一步凸显。对陕西而言，做大、做强“大西安”是必由之路。
上海是在2004年前后，其GDP超过万亿规模之后，才真正形成了长三角地区金融中心、高端制造业中心和人才中心的地位，进而发挥了广义上的产业指挥、市场协作的龙头作用，带动了整个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而在中西部地区，尽管过去曾产生关中—天水经济区、成渝经济区、长株潭、武汉城市圈等多个城市群概念或规划，但在过去很长时间里，能够发挥像上海、深圳那样的龙头城市实际上并未出现。原因是由于西部城市尚未达到那样足以起到引领带动作用的城市临界规模。
成都、武汉在2015年几乎同时突破万亿GDP规模，达到2004年上海市GDP水平，将对周边地区产生更强的经济辐射和引领。与此同时，陕西过去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动机”陕北的作用却在减弱。这意味着未来对陕西而言，采取非常规手段，迅速做大、做强“大西安”，是保持全省经济继续较快增长的必由之路。
五、政策建议
我省“十三五”规划提出“全面加快省市共建大西安步伐……统筹人口、产业、交通、资源等要素，推进西安、咸阳、西咸新区规划建设一体化、产业布局一体化、行政管理一体化”。基于对西安城市首位度的深入分析，建议借鉴成都、武汉、合肥等地通过区划调整、资源整合提升核心城市首位度的经验，实质性推进西咸一体化，提高西安城市首位度进而提升关中城市群的核心竞争力，这对于落实“一带一路”战略、实现陕西追赶超越具有重大意义。
“建设大西安、带动大关中、引领大西北”核心是建设大西安，发挥核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在经济新常态下，核心城市作用更加强化，加快西咸一体化势在必行、时不我待——早做比晚做好，实做比虚做好。只有短时间内整合西安、咸阳、西咸新区资源，做实大西安，形成强大的产业、资金、人流等要素的吸附和交流功能，才能真正发挥“丝绸之路新起点”和桥头堡的作用，引领陕西区域经济水平整体提高。（王军 西咸新区党工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