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系家族在河南扶沟。黄河花园口决口时，一户顾姓人家随逃难大军来到陕西，落脚在黄龙山。后来，顾姓一家死于一种叫克山病的地方病，只留下一个六岁的女儿，这样，黄龙山托孤，这女孩给一位高姓的邻家做了童养媳。
这童养媳就是后来的我的母亲；高家的第二个孩子后来则成为我的父亲。
父亲后来在山上放羊的时候，川道里过队伍。父亲于是放下鞭，跑下山参加了革命。那时父亲已经和母亲完婚。当父亲向山下奔去的时候，母亲正在崖畔上挖苦菜，她拦了两拦，没有拦住。
建国的那一年，父亲是一个县的团县委书记。在后来反对封建包办买卖婚姻的宣传中，他给家里寄来了一纸休书，要休我的母亲。
老学究的爷爷这时候忍无可忍，出面干涉。他领了母亲、姐姐和我，赶到城里。爷爷罚父亲在地上跪了一夜，而后把我们娘儿仨交给父亲，自己动身回了乡间。这场故事便这样以喜剧形式结束。
母亲的卑微也注定了我们儿女们卑微的地位。我们的童年中既没有农村孩子那种田园之乐，也没有城里孩子那种公子哥儿气。我们视父亲为暴君。
无需讳言，父亲经常打我。他最严重的一次打我，是将绳子拧成麻花打我。而对我心灵最大的一次伤害，是在街上公开打我。
但是你如果认为，这就是我的父亲的全部，或者说，是我的眼中的我的父亲的全部，那你就大错而特错了。那对他将是不公正的。
事实上，他的身上有许多闪光点，有许多高贵和高尚的东西。
他是一个工作狂。
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全部献给了工作。他后来成为一个市的副市长，主持常务。记得，那一年我刚从部队上回来，坐在他办公室等他。他到农村去了三天，风尘仆仆地刚进门，和我还没有说话，这时候电话来了，说是某地发生了森林火灾，于是他坐上吉普车，又走了。
他疾恶如仇。
他从来没有为自己谋一点私利。他死的时候家中没有留下一点钱。他的后半生是在坎坷和被迫害中度过的。
正是在这种坎坷和被迫害中，我逐渐走近了自己的父亲。
1982年，当时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将自己的外甥调来当秘书。所有的关节都打通了，只等父亲签字。父亲是个犟板筋，认准谁是个好人，便怎么都行，认准谁是个坏人，便怎么都不行。他硬说这办公室主任人品不好，外甥也肯定好不到哪里去，因此，拒绝签字。
原来这主任“文革”时是五七干校的校长。他的箱子底下压着解放父亲时父亲写的自我检查。就凭这牛棚中的材料，清查中将父亲免职。
事隔半年后，发现这是一桩错案。于是纪检部门重新发了一个文，宣布收回原来那个处分决定，恢复原职。从纪检部门到父亲后来栖身的这个单位，只有不到一公里的距离，然而，这道公文走了整整八年的时间。父亲离休的那一天，纠正冤假错案的文件和离休通知同时到达。
两年后父亲去世！死时六十三岁
父亲是1992年去世的。如今，墓头上已经长出了萋萋荒草。
在父亲去世的这些年头中，我时时想起他，并试图走近他。我试图写一部家族的传奇，父亲的一生是这个传奇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父亲的形象可以扩而大之，成为那一代人的一个典型形象。（文/高建群，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