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庙会为平台，可以涵养传统文化中的社会秩序和道德伦理，调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受众主体性，保护乡村景观的人文内涵。如彭兆荣所说：“我们现在还缺乏对‘乡土社会’结构的深度认知和准确把握，即我们究竟要在乡土社会中继承什么、留住什么并不明了，因此，隔靴搔痒式批评者众。”他接着建构了以 “乡土社会-家园遗产-村落公园”为倒三角结构的理论模型。庙会完整容纳了这个模型的三层内涵。首先，乡土社会的根基是“社”“祭祀”，表达着天人合一的生命观，这在庙会各社轮流的组织形式以及祭祀仪式和崇拜活动中均有完整体现。其次，家园遗产指 “依托地缘的、具有生产和再生产能力的社会实体，与特定人群相关联，具有创造、归属、认同和传承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庙会的信众来源固定，通过进钱粮等形式，保留着对此社会实体生产活动的确认，其文化归属感、认同感强，传承具有自己的制度体系。第三，村落公园指在某一地域内，全体居民认为这就是一个“家园”，每个人都有其活动空间，庙会的开放性、包容性，非常鲜明地彰显着这种“公园”或 “家园”的意蕴。因此，传统性的、村民自发组织的庙会，就是我们要留下的“乡愁”，它既不需要“与时俱进”的“创新”，也不需要“策划”和“打造”。
在乡村文化方面，庙会既能起到调试、活化的作用，又能起到保护、发扬的功能。王旭瑞等在《乡村的文化失调与农民的弱势地位——质性社会学视角下当前乡村社会质量的两个问题》一文中提出了乡村文化及农民作为文化主体的危机，这种对现实的关怀令人深感共鸣，但主要是在城乡大框架下来探讨农民文化如何被城市逻辑所淹没，农民的主体性如何在面对市场价值时愈显脆弱。如果跳出这个城乡二元对立的框架，我们可以看到，农民的文化主体性虽然遭遇着挑战，但其乡村社会内部的自我调节能力是不容小觑的，这也许是将来乡村文化恢复的最主要力量来源，而庙会正是最鲜明的标志。刘军华对杨家将剧目道德内涵的挖掘，与《白鹿原》中庙会唱戏的情节不谋而合，再一次印证了戏曲这一传统文化与其社会土壤之间的具体关联。我们经常说，戏曲的衰落令人伤感，但却很少去探究戏曲到底因为什么而成立、从而具备特殊的价值，我想这种价值不会单纯是艺术方面的，它一定是社会层面的，在这个问题上，庙会可以给我们提供非常精准的切入点。
事实证明，乡村文明不能被取代，其对人类文明的价值是超越某一具体时代的，那么，庙会的价值也是超越某一具体时代的，它不是遗产，而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今后将赖以生存的珍贵文化资源。陕西作为文化大省，在文化强国、乡村振兴的新时期，应该积极探索并发挥自身的文化优势，对庙会等文化资源加以深入研究，在乡村振兴战略之中提出切合实际、独具特色的方案，善于利用传统文化中的深远智慧解决当代问题。（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彭雅琦 吴南）
参考文献：
（1）陈忠实，白鹿原[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2）刘军华，民间艺人的家国书写——秦腔传统 “杨家将”剧目的文化精神特质论析[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09期。
（3）彭兆荣，论乡土社会·家园遗产·村落公园[J]，贵州社会科学2017年05期。
（4）王旭瑞，乡村的文化失调与农民的弱势地位——质性社会学视角下当前乡村社会质量的两个问题 [J]，兰州学刊2017年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