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确定科研资源的投入方向、科研政策的帮扶领域等，继而把资源和服务推向科研一线部门和人员。这虽然有助于执行国家或地方发展规划与产业政策，但在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兴起的背景下，在市场需求变化较快的形势下，作为距离市场较远的政府部门，存在与市场需求脱节的现实风险，从而导致所扶持科研成果，难以适应市场需求，难以实现产业化，出现有成果、没市场的尴尬局面。这在“三个经济”建设过程中将尤为突出。当企业走向全球竞争，对于创新的方向、所需服务都将呈现动态变化特征，科技公共服务从推动走向需求定制的拉动模式，越来越具有现实紧迫性。
第四，科技公共服务各部门、各环节之间的协同性有必要持续强化。陕西在创新型企业培育、科研机构和人才队伍建设、各类科研平台与网络创新、园区、基地发展、政策环境配套等方面，都取得显著进展，但仍然难以形成链条化协同运作、全流程无缝对接的目标局面。各环节各自为政、独立发展、缺乏协同，造成系统耗散，仍然是较为突出的现实问题。
三、发挥科技引领支撑作用的政策举措
为了积极发挥科技引领支撑“三个经济”的积极作用，有必要针对陕西科技服务中的突出问题，从优化顶层设计入手，循序完善。
第一，根据“三个经济”建设需要，明确定位。“三个经济”是陕西在开放时代驱动内生发展的集中概括，其中，产业转型升级和对外联系广泛化，是互创条件、互为支撑、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科技服务助推产业升级，这是科技服务于 “三个经济”的关键切入点，也决定了科技发展在“三个经济”建设中的角色和定位。只有明确定位，才能切实发挥作用，助推地区战略。
第二，服从顶层设计，收窄工作重点。广泛的支撑多产业、多领域的科技发展，在科研资源有限的形势下，将大幅降低科技服务的效率与效果。在“三个经济”建设思路中，对于主导产业的选择，虽然也存在产业覆盖面广泛，难以聚焦合力的问题，但随着顶层设计的优化，陕西科技管理部门有必要服从顶层设计安排，聚焦主导或重点产业及领域，规模化、专业化投入科研资源与服务，有力地驱动目标产业或领域尽快取得突破，以形成早期收获和先行示范。
第三，加强与“三个经济”其他建设领域的配套和合作。“三个经济”的建设覆盖产前、产中、产后、开放、开发服务等各个领域与管理部门，产业只有在开放中才可能加快聚集，只有在发展中才可能产生持续“流动”和越趋广泛的经济联系。由此，科技管理部门不能固守本部门利益与强调自身功能，而需要与其他部门加强联系与合作，以助推企业聚集、产业发展、集群扩张为宗旨和目标，协同提供公共服务，才能产生整体性的规模经济效应，并带来局部科技创新服务的显著效果。
第四，依据产业生态发展规律，系统提供科技公共服务。生产性服务的服务对象和母体是制造业，信息技术的应用领域是制造业，只有实体经济规模扩张、持续发展，才为先进技术的应用和专业化提供基础和源泉。由此，服务业、制造业、先进信息科技等，彼此之间并非独立发展，而是在统一的产业生态中关联演进。产业生态的自然特征，决定了科技公共服务提供的方式，有必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配套性，以使各领域科技政策互相借力，产生事半功倍、而非事倍功半的效果。
第五，转向“以需定供”的拉动式科技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在“三个经济”全面开放建设过程中，陕西的科技公共服务有必要探索“以需定供”的拉动式供给机制，助推企业、科研机构、科研人员走向市场一线，使其成为市场创新的应变主体，并引领政府科技公共服务的建设方向和目标，优化服务供给模式，提高定制化程度，形成精准服务能力。
第六，探索科技公共服务的评价体系，建立政策检讨及循环优化机制。科技公共服务的自我评价和完善机制，是未来创新型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陕西有必要在支撑“三个经济”建设过程中，积极探索科技公共服务的自我评估或第三方评价体系，建立阶段性政策评价与检讨机制，并依据服务效果与问题，及时修正优化政策措施，以提高科技公共服务的整体供给效率与水平。（文/马莉莉，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