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敦煌文书中发现的一件关于古代雕塑工匠的契约却使她深受刺激。唐清泰二年（935年）《敦煌赵僧子典儿契》分明记载塑匠赵僧子家中被水淹没，衣食无着，无奈之下，将自己未成年的儿子
典卖给别人家抚养。这份千年前的典约清楚表明：一方面，大量没有留下姓名的画匠创造了非同寻常的传世经典；另一方面，他们身份卑微，贫困坎坷，寂寞清苦。还有文书表明工匠们一天只有两顿饭，早饭是带水面食，晚饭只有两枚胡饼。敦煌遗书中还有一首诗：“工匠莫学巧，巧即他人使。身是自来奴，妻是官家婢。”说明工匠世代为奴, 手艺则祖辈传承。
我国著名学术泰斗陈寅恪曾说：“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
其实，不仅是文化世家，学业学术的因袭继承。许多行业，比如梨园戏曲，绘画雕刻，乃至包容精绝技艺的各类工匠都由于祖辈相传而源远流长。由此可以想见，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正是那些大量没有留下姓名的画匠，祖辈相袭，把绘画雕塑技艺推向极致，创造了敦煌莫高窟这座人间罕见的艺术宝库，而他们的命运却是如此的不堪……
不知不觉间，年轻的何鄂浮燥远去，心态平静下来，脚步变得沉稳，困难似乎也算不得什么了。在敦煌的日子，对于学雕塑专业的何鄂而言，最大的收获是渐渐地找到了雕塑专业的归属感，也找到了人生的自信。
她对塑有佛塑的洞窟进行考查、登记和研究，分清塑造的时代和表现出的风格。她先后临摹了194、197、416等5个洞窟的敦煌彩塑。这些从北魏到隋唐的彩塑，让她屏心敛息，用心去感受，仔细地研究，再忠实地临摹，从中领略到北魏彩塑的淡雅、恬静、敦厚；唐代彩塑的热情、奔放，灿烂辉煌。何鄂在日复一日的枯燥临摹中，经验也在不知不觉地积累, 眼光在无数比较中提高，这种深厚民族文化艺术的直接熏陶，何鄂的眼界与修养获得极大提高。为日后的雕塑艺术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何鄂辅导儿童学习雕塑
何鄂终于迎来期待的曙光，一天在摹制完一身天王后，开始摹制第二身天王时，她意外发现，这一对天王身上居然有13处不同之处，在那一瞬间她像被人猛砸了一拳，因为似乎窥见了千年前那位雕塑家的心思：我就是要与别人做的不一样！
同样在那一瞬间，开启了她和那些古代雕塑家们心灵的对话，仿佛听到那位不知名的雕塑家的倾诉，这令何鄂非常兴奋。
从此，何鄂开始认真分析每一身雕塑的特点，从中去领悟那些古代雕塑家的创造与才华。她自身摹制的技艺也不断提高，尽管是缩小版，也达到酷削神似、以假乱真的地步。研究所把这些仿制品用于对外交流，引起外宾极大的兴趣，一位日本客人竟三次到敦煌购买何鄂摹制的佛塑。
此事导致何鄂的另一次感悟。在古都西安的一次中外艺术交流活动上。何鄂看到自己摹制的作品被收存在一本画册中，还清楚的写着何鄂摹。刚看到的时侯，她很高兴，觉得自己的劳动受到别人的尊重。但突然之间她感到有点蹩扭、有点沮丧，开始，并不强烈，但慢慢地却在心头凝聚成了个事儿。因为何鄂渐渐地想清楚了：尽管她可以把古人的作品临摹得以假乱真，但是这艺术的光芒仍然属于古人不属于她。
这种感悟让她开始反省自己的雕塑道路，意识到作为一个雕塑家如果不去创造，不去探索出属于自己的雕塑语言，就绝不会有真正属于自已的作品。而那些历史深处的艺术家、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给后人留下的最为可贵启迪，便是两个字：创造。
这种反思其实是平庸和卓越的分水岭，是任何有出息的艺术家必然要经历的里程碑。这也可以说是何鄂在敦煌12年里最宝贵的收获。（王蓬）
